“直言”与“雅量”,都是做人的美德,但直言容易,雅量颇难。“直言”的对象要有“雅量”,“直言”才能起作用。否则,一听到“直言”,不管是批评,还是建议,就火冒三丈,老虎屁股摸不得,小猫屁股也摸不得,这“直言”就很难直下去。反过来说,检验一个人有无“雅量”的唯一标准,就是看他能不能听得进别人的“直言”。
近翻旧书,无意中看到一则史料:茅盾直言,翰笙雅量。读后颇有感慨。1930年初,戏剧家阳翰笙请茅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《地泉》再版作序。茅盾直言不讳地说:“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,要我作序,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。”阳翰笙笑了笑说:“批评也是好事。”仍然固执地要求茅盾写序。茅盾推辞不掉,就在序中不讲情面地批评说,这部小说从总体上来看,是一部很不成功的,甚至是失败的作品,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,结构故事借助于“方程式”,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达感情的。茅盾把文章交给他后,觉得自己的批评如此尖刻,阳翰笙一定不会用。没过多久,再版《地泉》出版了,茅盾打开一看,他那篇批评文章竟然一字不改地印在里面。茅盾捧书良久,不禁叹道:“雅量,真是雅量!”钦佩之情,油然而生。
茅盾与阳翰笙,一个能直言,一个有雅量,成了文坛美谈。陈独秀与沈尹默也有一段类似的轶事。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,大书法家沈尹默号称书法和诗词“双绝”,陈独秀却不以为然,在一次朋友聚会时,他对沈尹默说:“你的诗很好,字则其俗在骨。”听到陈的直言批评,沈虽感难堪,但冷静下来思考,又觉得陈的批评在理在行,于是更加努力研习书法,终成名不虚传的书法大家。反之,如果沈尹默听到陈的批评后反唇相讥:“你说我的字俗,你写个不俗的让我看看。”面子固然争回来了,但没有了“雅量”,这字再提高恐怕也不容易了。
能听进去与自己“等量级”的名家的直言,当然是“雅量”可钦,能听进去与自己相去甚远的小人物普通人的直言,则尤其可敬,更显其“雅量”可风。1960年,郭沫若接到青年读者陈明远的来信,信中批评说:“读了你近来的作品,人们能记住的只有三个字,就是你这种大诗人的名字。编辑大概对你的诗名感到敬畏,所以不敢不全文照登,但广大读者却因而大感失望。”郭读了这封直言不讳又不无偏颇的来信,立即回信说:“对你这种不畏权威的大胆批评,我已多年未闻了,我实在喜欢你,爱你,愿意结交你这位小朋友。”郭的雅量并不是说说而已,故作姿态,他后来和这位“小朋友”结成忘年交,无话不谈,先后通信多达百封。
我不敢说“今不如昔”,但依我管见,今人的“直言”与“雅量”都有明显退步的迹象。文艺批评充满脂粉气,批评家大都变成了“表扬家”。“直言”成了凤毛麟角,“雅量”更少如出土文物。偶闻有人直言批评,必遭人迎头痛击,甚至要诉上法庭,不论是新秀,还是老将,肝火一个比一个旺,胸怀一个比一个窄,自我感觉一个比一个好,但是作品好像没几本像样的。不闻“直言”,难见“雅量”,是文坛的悲剧,更是文人的悲剧。以这样的心态胸怀,是难以诞生大师级人物的,“走向世界”也只能是一句空话。